贞观元年，“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李孝常，是隋朝兵部尚书李圆通之子，高祖时为利州都督。贞观元年，表请入朝，因留京师。
因其子义宗“坐劫盗被诛”，遂生怨望，起不臣之心。要谋反，必须要有符合那个时代认知的理由，最为常见的方法就是从谶纬思潮中寻找根据，言论最好是出自旁人，显得“客观”，更具影响力。
一、“天道自常”——李孝常、刘德裕谋反事件
支持李孝常谋反的符瑞和谶语有二种。其一，鄠县丞李延说：“往于太和谷，得一石，其状如龟，外有秊图，中有常字，又新钱文曰：‘开元通宝。’”
其二，有刘文赞者又言：“卫元高诗云：‘天道自常。’此则孝常之谶矣。”第一条为石瑞。利用石头作为祥瑞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是一种普遍行为。形状如龟，乃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之意，为帝王之象。石上刻有常字，代表“李孝常”。
新钱开元通宝指的是，武德四年秋七月丁卯，“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李孝常父亲名为李圆通，“开元通宝”四字就成为谶语，暗示李孝常得上天授意，可行大事。“天道自常”毫无隐晦地直言孝常为天命所授之人。
谋反的另一主角，刘德裕也认为自己当应谶。理由是，隋末流传童谣“刘不决则为李”“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后”。
刘德裕与李孝常发生矛盾，刘德裕认为自己才是这次计划的主要领导人，原因是姓氏应谶。但是，事未决已泄密，两人皆被太宗诛杀。其余被牵连入内者如长孙安业、长孙顺德、元弘善、刘弘基等人，或死或流或被解除官职。
刘德裕，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并未详述其人，只说为右武卫大将军。李孝常是高祖起兵以后，以华阴县归顺的。“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仍应接河西诸军。”李孝常从此加入了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其手下的得力将领。
李孝常此举对李渊政权扩张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李孝常华阴之叛，保证了李渊军粮供应及赈济饥荒稳定民心之需要，使李渊据永丰定关中东向而争天下之战略得以迅速实现；且断绝炀帝西归之希望，激化炀帝与从行关中将士之矛盾，终致江都弑逆炀帝身死，李唐之统治初步确立。”正是因为其意义重大，李渊赐予李孝常入宗籍这一无上荣誉。
据《唐会要》记载：其年十二月六日，义安郡王李孝常，賜属籍宗正寺。李世勣、窦建德、高开道、罗艺在武德年间都享有这份荣誉，可见李孝常颇受李渊看重。李孝常被划入宗室之后，“丁丑，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从归降之前的华阴县令、再到上柱国、义安郡王再到义安王，这是火箭般的升迁速度。
虽然中间缺乏很多详细史料，但从升迁之路，可以看出李渊对于李孝常是甚为器重的。还有一个微妙的巧合是，李孝常的封号为“义安”，李孝常的儿子们都是“义”字辈。如果这是李渊特意的安排的话，也见对其颇为看重。
且《册府元龟》中记载，李孝常是因为“太宗嗣位，表请入朝”，因而才留在京城，衍生出一系列谋反计划。李孝常入朝，很可能是因为其乃武德旧臣，太宗对其难以安心。因为“玄武门事变”，李孝常对太宗心有怨怼或不满，也是存在可能性的。
发生在贞观元年的谋反事件，还有燕王罗艺的谋反。罗艺受妖巫蛊惑，称其“贵色已发”，劝服罗艺谋反。罗艺谋反的原因和李孝常颇为相似，都是对太宗不满。李孝常的起事地点在京城，与之同谋的都是右武卫大将军、监门将军、统军之类的人，一旦成功，对太宗的政治局面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此外另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太宗借由李孝常谋反案将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与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免职，解除了他们统领禁军的权力，对中央军事权力进行大洗牌，进行重新分配，巩固自己统治。
发生在贞观元年的两件谋反案，除罗艺早年与李世民有嫌隙外，李孝常属于李渊政治军事集团，在贞观元年入朝继而谋反，这其中深意因为史料的缺乏不敢妄加揣测，但李世民确借此案，对禁卫军进行一次调整，巩固了由玄武门之变而得来的统治基础。
二、来自金光门的“兵至”讹言
有些谣言，虽不会霍乱政权，但会引得人心不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特别是在长安这样一个人口繁杂的大都市，如果流传出足以引起暴乱的信息，那么城市将陷入混乱之中。“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试验，人们内心压抑的欲望或愿望，总是要以各种方式曲折地宣泄出来，以使内心的驱力得以发泄。
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处以一种不安、失重、失态、失衡状态，由于安全感得不到保障，致使精神压抑，情绪亢奋，理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平时听来荒谬的东西，此时也往往会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
来自金光门的这则“兵至”谣言，就属于这一类型。此谣言就是基于“甘露之变”以后人心恐慌不安，害怕类似灾难再次降临的环境下发生的。
唐文宗太和九年，“癸未，仪杖使田全操巡边回，驰马进入金光门，街市讹言相惊，纵横散走。”讹言的内容是很简单的两个字“兵至”。这两个简单的字，引起的后果是不同凡响，“百官朝退，仓皇骇散，有不及束带、韈者。市人叫譟，尘坌四起。”不仅百姓因为这不知真假的信息而人心惶惶，甚至连朝廷官员都自乱阵脚，不整衣冠，仓皇而逃。
京城官民相信此讹言的原因在于，“兵至”二字触动其内心最深处的恐慌。人们传播谣言是因为相信谣言，相信的程度越深，相信的人越多，谣言传播的速度就会加快。京城官民心中最大的阴影，是不久前在皇城内发生的“甘露之变”，从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仇士良等一行宦官识破奸计以后，就带领禁兵在长安城内大开杀戒。先是“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关闭宫城以后，不仅官员难免一死，“民酤贩在中者皆死。”
禁兵有贪财好利者，借此机会，瞄准长安中富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长安城中有一巨富胡证，原岭南节度使，禁兵贪其家财，“托以搜贾餗入其家，执其子溵，杀之。”不仅是卸任官员遭此横祸，连当朝官员也无法幸免于难，禁兵“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鐬、翰林学士黎埴等家”，将其家财洗劫一空。所犯之罪，罄竹难书。
城市的恶霸也趁机报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当城市秩序陷入混乱，最容易滋生犯罪。在宫廷里发生的一场浩劫，已经蔓延到皇城与外城郭。不仅许多官员无故被杀，也将无辜的百姓牵扯其中。
在讹言发生之前，文宗还问身边的人：“坊市安未？”可见甘露之变时长安城内确实遭遇了一场浩劫。讹言发生之后，对于长安城内不管官员还是百姓，当时的血腥场面历历在目，如惊弓之鸟一般，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场面一度失去控制时，“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帅其众立望仙门下”，以镇民心。到傍晚时，城内的风波才算平息。当日坊市恶少看到皇城门关闭，又想再度剽掠，“非石与君赏镇之，京城几再乱矣。”
“兵至”讹言，几欲引起长安的又一次暴乱。讹言威力之大，足以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定。谣言之所以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冲击力，或是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是捕捉到了人们的弱点。刚经历过“甘露之变”带来城市暴动的人们，内心是非常脆弱的。
在这种情况下，少许风吹草动，就可能击溃人们的心理防线。就像文宗所问，经过甘露之变后，长安城内人心是否安定，秩序是否井然。随后，这一讹言事件就证明京城内人心还未完全平静下来。甘露之变，留给京城官员和百姓的痛苦，是难以磨灭的。
同时，从朝廷随后颁布的诏书也可以看出，官府从这一讹言事件了解到，笼罩在京城内人心中的甘露事变遗留下阴霾还未完全平息，不能再对往事采取高压措施，要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
总结
预告性谣言的内容大多都是预测治乱兴衰，形式一般是符瑞搭配谶语。虽是同样的事物，根据立场的不同所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王朝末年，天下大乱，这种预告性质的谣言，几乎人人得以利用，作为巩固自己政权、武装队伍的一种手段。
在武则天时期，想要改朝换代，也是要徐徐图之，运用“预告性谣言”——符瑞和谶语，逐渐形成整个政治氛围。当达成目的时，也就被大众认为理所当然。在一个王朝的统治对国家还有控制力时，除了统治者，其他人都无权使用谶纬，更不用说制造意图明显的“妖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