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初年起，仙女庙一直是苏北著名的米市，从河北塘子湾到老大桥（已毁，仅存遗迹）沿河边一带，米行有数十家之多。所经营的米麦杂粮是从高邮、宝应湖西一带及泰州、兴化、盐城等地运来的。运盐河北岸米市林立，河下粮船紧挨，米市极盛时期，停泊的粮船蜿蜒长达数里，真有“连舫逾万艘”的气势。米市正常日销量为五、六千石，最高峰有一万二千石之多。这些米从河北粮船过斛后，由运米工（大小箩班）用篾箩挑到河南四码头上宁波“钓船”。当时镇内运盐河上的渡口，由“头摆渡”到“五摆渡”，渡船往来如织，数百名搬运工人经由摆渡为买主装卸搬运，终日络绎不绝，号声不断。
仙女庙地处里下河的门户，又当淮水通江要道，外江、内河在此衔接。里下河的米船驶抵仙女庙后，因船小不能出江，所载大米多在此地就近销售；而浙闽木商经营的木材皆由海运“钓船”装运，清政府曾有规定，海运“钓船”不得过焦山，因此这些“钓船”进入长江后，纷纷由三江营进入内江直驶仙女庙。木商们很会做生意，木材脱手后“钓船”返航时，往往就地采购大米回浙闽销售，又可获厚利。这些人渐渐成为仙女庙米市上最大的买主。仙女庙的特殊地理位置，使米市的买卖双方汇流到一起，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米业的兴盛。距仙女庙仅10公里的邵伯镇，虽也曾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市场，货源也很充足，但因出江不便，海船无法进港，地利不如仙女庙，故邵伯米市终难与仙女庙米市分庭抗礼。
里下河素称“鱼米之乡”，高宝湖西也盛产稻米，农村多余的粮食要找市场，一些“盘陆陈”的人就乘此大做碾米加工和贩运外销的生意。这些人大多开设碾坊，备有能装担米的运粮船。他们在乡间收购稻子碾成米，运到仙女庙销售，加工的下脚——米糠则就地卖与农户作饲料，也获利颇丰。他们自采购，自运输，一年四季不间断，后来做这种生意的人多了，就按地区形成“帮”。当年仙女庙镇上各米行都拥有一帮或几帮卖客，如清末姜贞吉米行就有三帮客，它们是三垛帮、临泽帮、下桥乡帮。各帮卖客投行出售，米行则视帮客为“生命之源”，其间形成固定的联系。整个仙女庙米市通过这些帮客，与其广大腹地组成了关系密切、渠道通畅的商业网络。
清政府的一项政策措施曾对仙女庙米业有过促进作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南京市场凋敝，清廷两江总督曾国藩开辟南京水西门外上新河为木业市场，设立厘捐助饷，不准上江木材原排下放。浙闽木商乘机向江都一带扩大经营，两省木材纷纷而至，几乎占领了整个仙女庙的木业市场。浙闽沿海地区缺粮，民食多赖进口，“钓船”返航时就带回大米，木商来回均有利可图，仙女庙大米出江的业务也因此更加兴隆。
仙女庙米业有米行和米号，主要业务是转口出江。米行代客买卖，从中取佣金，自身没有货物。由于成交额大，米行之间有明确的分工：运盐河北岸的米行只管代客销售，谓之“卖行”（牙行性质，领牙贴，纳牙税）。卖行中数史祥泰、杜广益、贾德泰等为大。卖行门前有放米样的样桌，由卖行职员，俗称“经手的”，到各帮卖客船上扦取米样，一船取样一包放在样桌上，供买主挑选。靠近外江码头有不少“买行”，大都是浙江宁波人开的，行内雇有专门职员，俗称“代买”。浙闽木客要买米先投买行，由“代买”到河北看样核价，定期完载。买卖成交后，则雇大箩班的搬运工人，将内河船上的米挑运到河南外江码头，上宁波“钓船”。当时市场繁荣，每天成交额在五、六千石以上，为之服务的搬运工人也有五、六百人之多。搬运工人过摆渡，如不慎翻掉一箩米下河，则以“请龙会”的办法补救。所谓“请龙会”，就是在其他搬运工人的米箩边挖出一碗米来帮助弥补损失（不能破坏米上的封头印），直至补足一箩为止，这是工人们团结互助的一种形式。
仙女镇梅应恺收藏的江都米市老物件直到清末，仙女庙米市供销两旺，市场繁荣。由于本小利厚，米行商人竞相争逐，内部斗争激烈，卖行之间常为争夺卖客发生纠纷。而一些米商利欲熏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引起民众抢米事件，为了平息民愤，两江总督衙门明令禁止仙女庙米粮出江。结果，仙女庙米市一落千丈。（延耕茂生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