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做过，但做事的方式，达到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隋炀帝修大运河众人皆知，日夜赶工，耗尽民力。而唐时对于大运河，主要是疏浚、修整和开凿，历经几代，过程有条不紊，并非隋炀帝催命那般进行。
隋炀帝杨广，虽然记载其荒淫无度，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史书记载其“美姿仪，少聪慧”。杨广聪明，还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在隋统一南朝陈时，杨广还是统军的主帅，
对于杨广修大运河，本来是个好事，沟通南北，改善运输。但坏就坏在他不惜民力，把一件好事搞成了要人命的事。隋唐大运河并非重新挖掘，而是将各朝代的运河连接起来。征用了百万民力，而且是日夜赶工，被累死折磨死的民伕不计其数。有一说，修运河共征万民伕，死亡万人，看似有些夸张，但损失很多人命这一点是公认的。
杨广是个基建狂人，在修运河的同时，另外一个巨大工程也在进行——营建东京（洛阳）。每月征用民工二百万人，历时十个月，隋朝一共才多少人口？顶多几千万，动用如此数量壮丁来修工程，民力损耗可想而知。
不只如此，为了享乐，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显仁宫、江都宫、晋阳宫、西苑等行宫，无一不是极尽奢华。另在内蒙修建长城，共征用一百二十万人，记载“役死者过半”。杨广在位期间，动用征发民力超过一千万人次，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况，至隋亡时，全国人口只剩两百多万户。
再来说说征高句丽。杨广在位十四年，共征三次。第一次出动兵力一百多万，连带运输保障的民伕数量是兵力的两倍。而且仗打的窝囊，杨广说此战是“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为了防止将领抢功劳，要求敌方请降之时，不得再行攻击。于是在攻打辽东城时，每当城破在即，高句丽则诈降，隋军不敢再攻，需上奏隋炀帝等命令。如此反复多次，辽东城一直没能拿下。其余战场，隋军也是损失惨重，失败而归。
第二次则是隋炀帝御驾亲征，攻辽东城二十余日未下，国内杨玄感造反，不得已草草收兵。而第三次更具有戏剧性，隋朝大军整装待发，高句丽方已经不堪忍受，遣使请降。杨广很高兴，回京后令高句丽王高元来朝见，而高元却拒绝不来，可见也不是诚心请降。
再来看看李世民征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高句丽、新罗、百济。高句丽最为强大，领土甚至已经包括如今辽宁省大部。新罗是亲唐的，因此遭到高句丽和百济的联手打压，甚至隔断新罗与唐朝的通道，新罗王由此向唐求援。
对于高句丽的骚扰挑衅，年李世民兵分两路，海上兵力约4.3万，陆上兵力约6万，征伐高句丽。共计十万军力，比之隋炀帝动辄用兵百万，天差地别。隋炀帝时期，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役，不惜打断自己手脚。而唐军出征，都属自愿，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那些没能随军的人，还遗憾郁闷。这，就是最显著的区别。
唐军攻高句丽战绩，克十城，斩首高句丽四万余，补充一句，斩首数量是小于杀敌数量的。另内迁人口七万余，收复大片辽东土地，而唐军死亡近两千人。只是打到安市城（今辽宁海城）时，天气渐冷，粮草渐尽，唐朝从容退兵。如此骄人战绩，放到隋炀帝那要大加庆贺的，而李世民却对未能灭掉高句丽遗憾不已。
由上，只能归纳一句“人作孽，不可活”，不作不死的隋炀帝和雄才英武的唐太宗，又如何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