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江都芒稻河西岸七闸桥旧址附近，水月庵东侧，曾屹立着一块石碑。碑身一人多高，四五尺宽，四五寸厚，置于一块几寸高的方石上。这是一块“上谕碑”，碑的上端有精美云龙纹饰，碑身镌刻着清乾隆二十三年（）五月高宗颁发的谕旨：“据嵇璜奏称‘芒稻一闸为诸湖入江之路，宣泄通畅，下河州县自可永免水患’等语，此实经理下河之要键。朕去春南巡时所谆切指示，令早辟归江之路者，正为此也。芒稻一闸，乃归江第一尾闾，向因淮南盐艘皆由湾头河转运，必须芒稻闸门下板方可蓄水遄行，以致不能启放合宜。前据该督等奏：闸东有旧越河一道，应令盐艘由越河直走，金湾北闸是蓄水与运盐已自分为两途，芒稻闸自可长年启放矣。但恐终狃于蓄水运盐之习，仍不免因循观望。夫蓄水运盐，不过少省纤挽之劳，所费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数州县之民生攸系此，其轻重岂不较然耶？嗣后，芒稻闸应永远不许再下闸板，俾得畅泄归江，则诸湖积水自可减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资容纳，而下河一带得永蒙乐利之休矣！该督等将此旨泐石闸畔，俾后来司事者知所遵守焉。钦此。”（百家号：江都史话）（作者原创，严禁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提起这块“上谕碑”的渊源，还要从明朝说起。
江都地处运河源头，上承洪泽、高宝诸河湖，是淮水、湖水入江的要道与捷径。明清以来，朝廷对江都芒稻河的疏治与管理极为重视。
明代淮河入海水道不畅，为了保国本（民生）、国库（运道、盐场）、国脉（明祖陵），在江都曾先后开河、筑坝、建闸，以作淮水泄江的准备。明平江伯陈瑄先后主持开挖了蟒导河（即芒稻河），疏浚了白塔河，以“向南下江，为淮河泄江通道。”万历三年（）因淮水南徙，“挖扬州城之沙河坝及芒稻河坝，以减河湖水势。”挖坝后，又于万历六年（）修建了芒稻西闸，其时为六门。
明万历二十三年（），淮河大水，直接威胁到明祖陵的安危，万历帝便于第二年批准了河道总督扬一魁的分黄导淮入江方案，“浚高邮茆河塘港，引水入邵伯镇，开金湾达芒稻入江，建金湾、芒稻减水闸。”此时，芒稻东闸为三门。金湾、芒稻两河拓宽建闸后，芒稻河便成了淮水入江的主要口门。当时，淮水对里下河地区的危害还不算太大。
清代，黄河对淮河下游水道淤垫加剧，淮河入海受阻，入江流量增大，又进一步导致“漕道益浅，水患益深。”康熙帝遂将水利、漕运与削藩作为平生三件大事来处理。
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康熙帝先后三次南巡，每次都实地查阅河工，亲自过问淮水的出路问题。他认为：“解除下河之要筹，必须疏通入江水道”，多次朱批要加宽芒稻西闸与芒稻河入江口，芒稻西闸遂改建为七门。漕河水大时开闸排水入江，漕河水小时关闸蓄水；江都涨潮时开闸，落潮时闭闸，运盐、灌溉两受其利。
雍正八年（），嵇曾筠署理江南河道总督时，督修了芒稻闸。为了加强闸口管理，保证适时开启闸门，他奏请将芒稻闸改为官辖，并增加闸役。于是，雍正十年（）芒稻闸设立了官衙，有闸官一名，闸役22名。雍正十二年（），又重建了芒稻东闸。
可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有效地解决泄水入江问题。这一年，高邮、江都又发生了水灾，时任扬州知府张师载亲临灾区视察。在芒稻河，他发现了使灾情加剧的原因：守闸的官吏受利益驱使，以耽误了漕运、盐运吃罪不起为由，而置里下河地区农民与农田的需求于不顾，不肯开闸放水。其实，漕船经过闸口时，只需水深七尺，而眼下水深已超过九尺，张师载当即责令闸役开闸，并规定今后芒稻闸的启闭权直属扬州府。
后来，为了蓄水运盐，漕河水大时竟不开闸放水，以致宝应、高邮、邵伯一带常闹水灾，农民深受其害。乾隆七年（）淮河泛决，里下河一片汪洋。乾隆九年（），高宗曾下令复修芒稻西闸，补修芒稻东闸。乾隆十八年（）淮扬运河大水，上下河尽淹，饿殍遍野。灾情如此严重，对高宗震动很大。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乾隆帝南巡，嵇曾筠的儿子、江南河道副总督嵇璜随行，沿途察看地形水势，提出“因水利导，移远就近，疏通淮扬运河”的建议，以利于里下河地区农田灌溉，又可保涨水时不受淹没。十一月，嵇璜又向乾隆帝上奏：芒稻闸东有越河，盐运可由越河直达金湾闸，只不过多了纤挽之劳，“应准予芒稻河闸常年启放，以便江湖脉络贯通。”
嵇璜的建议，很快得到乾隆帝的认可。因为南巡时，他亦“亲临河干”，“以水患为先务”，同样认为“芒稻一闸乃归江第一尾闾”，理应“早辟归江之路”，常年启放，不应为了少数富厚商人，而置里下河州县之民生于不顾。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明令芒稻闸永禁下闸，将泄水与运盐分为两条路：盐船由越河直走，而芒稻河则专用于泄水归江。并下旨立了芒稻闸“上谕碑”，让后来的闸官都知道遵守。从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三年（），清政府曾先后委派过八任江都芒稻闸闸官。
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