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隋廷故吏，即是加入或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隋帝国官员。按照不同的*治地位区分，隋廷故吏应当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央官员，这一类故吏主要是隋帝国中央*府的各级官员。
大业年间，炀帝围绕两京、江都、涿郡、太原等地设立了留守机构，大批官员在这些帝国**要地任职。随着炀帝远迁江都以及北方的失控，江都的中央朝廷与各地的留守*府都出现了松动和瓦解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大批中央*官以群体或者私人的方式进行流动。
第二类即为隋王朝坚守的地方长吏，不同于以关中贵戚和炀帝亲信为核心的中央隋官，地方隋官的来源相对复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隋帝国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后，有大批隋地方官仍然在履行平叛或者坚守的职责，在地方割据武装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特别是炀帝死后，大批地方隋官主动或被动的加入了不同的割据*权。
最后一类则是隋*降将，隋降将与地方割据势力在战争中产生密切联系，大批参与镇压地方民变的隋*武官通过投降转变为割据势力麾下的*事力量。
与地方降官不同的是，隋降将由于战争的需要流动性更强，大批降*降将往往脱离本土乡里，而在*队内部结成新的组织关系。同时，由于隋降*往往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因此降将往往进入*权的核心集团，并非留守地方。
一、隋廷故吏的流动
在大一统的隋王朝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任命都呈现去地方化的特点，隋室统一之后吸收了一批河北、江南士人进入中央，统一帝国官僚本位的*治导向驱使着大批士族成员向两京聚集。
在地方，隋代在江南和河北郡县大量安排异地任官，如出身南朝大族的周法明，在平陈后被调往北方担任县令，炀帝也以外戚为名，派梁陈皇族出任地方长吏。隋帝国统治的崩解使得这些旧隋官失去统治帝国的实际支持，处于实现个人*治诉求或者自保等目的，隋廷故吏全体出现大规模的地域流动。
流动是隋廷故吏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历代的割据争霸进程中都有大量前朝旧官加入不同的阵营，但对前朝旧官的任用基本上都是来自战俘、降臣以及避祸的前官员身，这类情况隋末亦有之。不过大批前朝官员集体流动的情况在以往是难以见到的。
旧隋官僚的流动主要集中在第一类中央官和第三类武官中，地方官员由于身负坚守职责往往固守于本地，一部分放弃职务避难者在流动时已不能称为隋廷故吏，而流动所呈现的特性也与时代的*治背景与特色息息相关。
隋廷故吏的整体流动路径呈现着固定的指向性。首先，回返关中是旧隋官流动的最鲜明指向性，返回关中是大部分旧隋官流动的首选，因为在中央官中大部分人物出自关陇勋戚，关中地区存留着其家族根基和物质基础。
同时旧隋官的身份在关中地区最容易得到认可，因此一部分非关中籍的旧隋官如封德彝、萧瑀、许善心等人也成为归反关中的一员。
对于*队而言，大业末年尤其是炀帝死后关中与洛阳成为隋王朝剩余力量控制最为牢固，也是遭受攻击最多的地区，许多*官与*队回返关中不仅因为家口所在，也是出于*事防卫和后勤补给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隋末民变之初，以反暴*为口号的地方流寇将旧隋官员视为复仇的对象，拷饷仇杀者多有之。关中地区对前隋的仇视较小，也是许多急求自保的隋廷故吏流动的首选。
流动的指向同样包括相对固定的流动路线，这种路线的形成与隋代支点战略的设置有关，隋炀帝设置太原、涿郡、江都诸留守的目的之一是囤积*力控制山东、江南地区。这些留守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官员与*队以备防卫、讨捕之用。
所以可以看到，在隋廷故吏的大规模流动基本起自诸留守辖区，其中最具有除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炀帝死后江都宫隋官为返回关中所进行的大规模迁移，此外留守地区的*治斗争和安全需求也使得大量来自诸留守的隋廷故吏向两京地区流动。
旧隋官员流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团体性。这种特点的形成同样与隋代的区域*治*策有关，诸留守集中了隋王朝地方控制的主要**机构，在炀帝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后，诸留守形式上转化为个体的小型中枢。
在由*见决定的流动中，隋廷故吏往往以松散团体统一行动。隋*官的集体性流动主要与*事战争有关，一方面这一时期不少隋*将领率*进行跨郡县的*事行动，在大规模、长距离的移动中*队也是有效的保卫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隋王朝首重关中的*治风格，皇帝亲信与关陇勋戚成为留守隋官的主体，共同的返乡需求也使得这种流动呈现团体性。松散是团体性的显著标志，流动群体的成员在*见、目的以及想法上可能并不一致，其中具有典型的即是江都宫变后由宇文化及率领的北返队伍。江都宫变中宇文化及利用关中骁果思乡北返的情绪裹挟江都朝廷的大部分官员北返。
从史料记载来看，大部分江都隋官皆随*北返，也有部分官员如陈稜、李百药等人留守江都。宇文化及率领的北返官员中大部分是关中贵戚或者骁果子弟，许多官员并不服膺宇文化及，甚至*见不同如杨恭仁“雅正自守，不为（裴）蕴等所容”在*见上是与五贵甚至宇文化及皆不相容，但也接受了“署为吏部尚书”的任命参与北返。
五贵之中，苏威晚年以“立性朋*，好为异端”的罪名除名，但在江都宫变后也选择合作。裴矩虽然在江南具有影响力，但也选择北归。这些人物都不是江都宫变的参与者或宇文化及的亲信，他们加入宇文化及的北返集团只不过是由于还乡的共同目的而暂时结合。江都宫变集团的内部，北返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二、关中*治经验的再扩散
江都宫变利用了以关中人士为主力的内*骁果“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的不满情绪，主张羁留江南的虞世南和裴蕴成为关陇禁*发泄愤怒的对象。江都宫变的组织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策划*变的宇文化及及其亲信，他们的目的是取代炀帝建立新的*权。
另一部分则是以司马德勘为代表的骁果将领，这些头目则以顺从骁果返乡的诉求为第一要务。因此才出现宇文化及挪用车辆迟缓行程带来的双方决裂，从宇文化及的角度来看，*变之后拒守江都本应是优秀的战略选择，但关中骁果的北返需求和屠杀江南兵将的仇恨迫使其必须放弃江都。
曾经支持炀帝方略的裴矩、何稠以后早有北返之意的苏威、杨恭仁都默认了宇文化及的领袖地位，根本原因是因为宇文化及掌握的*队可以庇护江都朝官的北返。这也解释了当宇文化及兵锋受挫之后大批隋廷故吏脱离北返集团的情况，如苏威、许善心等人选择前往洛阳地区，杨恭仁则寄居元宝藏处而被送往长安，而裴矩率领的朝臣大部选择加入窦建德集团。
北返集团分裂背后反映出在隋王朝失去正统之后，隋官的身份已经从制度认同转变为私人认同，各级旧隋官僚在失去正统管理后都在寻求新的*治依靠。
隋廷故吏的流动及其特性深受隋王朝旧制度的影响，主留守与两京之间的流动倾向以及团体性的行动模式都是隋王朝支点战略影响下的产物。而除去大环境的影响，旧隋官僚的*治认同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旧隋官僚的最初*治认同是尊重关陇*治传统和王朝国家制度。
流动中的旧隋官僚往往会选择有关陇*治背景的*权。以裴矩和何稠为代表的江都故吏投效窦建德是在窦氏“先谒萧皇后，与语称臣”，并将江都宫变的主谋收押“集隋文武官而斩之”之后。而在东都主*的王世充与出身关陇的李唐*权更是隋降官投效的首选。
前者奉皇泰主为正统，后者虽然代隋，但仍是出身八柱国家的关陇勋戚，并且表达了对关陇大族的尊重态度。许敬宗选择脱离宇文化及投奔李密，而幽州地区的罗艺则选择归顺李唐与对抗窦建德，东都隋官中有“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的选择都说明了这一点。
除去*治认同以外，个人利益与*权势力同样在考虑范畴之内，宇文化及兵败后部分隋官向洛阳或李密方向脱离的情况及时最好的证明，无论窦建德、李密抑或东都李唐都展现出了足够的势力与*权化态度才吸引了旧隋官僚的归附。在陇西争斗中胡演、贺拔亮为代表的旧隋官选择对抗薛举而亲近李唐也是因为李唐展示出了足够实力与*治正统性。
隋廷故吏的流动与分散也是他们选择与支持新*权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关中*治传统在不同区域*权中的二次扩散。流动中的旧隋官具有前朝旧臣与*治精英的双重身份，是割据*权所急需的人才。例如江都朝官中，裴矩归降窦建德，为窦夏的*权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工部尚书何稠与兵部尚书崔君肃，窦建德对这些官员“随才拜授，委以*事”使得窦夏*权的制度的得以完善。事实上，窦夏的*权进程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大业十三年，窦建德已开始“筑坛场于河间乐寿县中，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属置官署”，进行*权制度的建设。
但从称王建号的形式来看窦氏“未有节文”的情况应当属实，长乐王*权仍是粗糙的框架。官员中已经模仿隋制设立了纳言、内史侍郎等职务，但直到裴矩等人到来，窦建德才逐渐确立奉隋正朔、拟隋制度的*权架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密*权中，隋降官加入李密者以武将居多，借助裴仁基所部的归降，李密“选*中尤骁勇者八千人，分隶四骠骑以自卫，号为内*”，建立最初正规*制。同时出身隋降官的郑頲、贾闰甫等人也成为李密有力的幕僚班底。李密本人出身关陇，对隋制了解颇深，其元帅府设置基本以隋制为主，代替了台省的职能。
总结
隋廷故吏由重要支点地区向斗争最为激烈的两京地区流动反映了隋末*治矛盾的两大趋势，其一是关中故事与地方现实的矛盾，山东江南的地方豪强与关中的旧隋官之间存在*治秩序和区域文化的互相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是隋廷故吏更为亲近关中的原因，也是割裂隋王朝统一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大一统与地方主义的矛盾，隋王朝虽然曾经完成了形式统一但地方主义的独立情绪依然存在，隋王朝采取的支点战略使得关中与山东、江南产生一定程度的隔离，从三方之乱再到江南、山东的割据，这些*权的追随者将隋制与苛*等同视之，因此对隋室故吏报以极大的敌视。
随后的民变则是这些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应当注意到的是，地方主义的盛行虽然催生大批割据*权，但割据*权的领袖与*治精英们仍然能够认识到统一的趋势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