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上午，在湖南省博物馆，今年的倒数第二期湘博讲坛由知名考古专家刘瑞主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汉代帝、王、侯墓葬的制与逾制》。他的观点是有规矩也有超越，影响因素多，逾制是常态。笔者与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热心听众一起聆听了该讲座。
在西汉墓葬制度研究中，虽从数量看，皇帝、诸侯王、列侯墓葬甚少，但因其规模庞大、陪葬品众多而一直引人注目，成为西汉考古学墓葬制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因传世和出土文献都保存了较多的相关记载，使得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而开展制度性的分析成为可能。
知名考古专家刘瑞在收集、整理西汉天子、诸侯王与列侯考古资料后，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出土《葬律》等文献，对不同时期的各级墓葬规模、陵园设施等开展分析。他认为，在变化的墓葬制度中，制与逾制，不仅受法律约束，也受天子、诸侯王、列侯的*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规矩之中有超越，逾制应是高等级墓葬的常态。
刘瑞当天的讲座从他曾经发表过的论文《海昏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开始讲起，也提到了别的考古专家对汉代墓葬制度的研究成果。他说，汉承秦制的情况非常普遍，但也有改变和创新，秦行二十等爵制，汉兴分封；他介绍了汉代诸侯王与列侯的名称来源，在汉制中，皇子封为王，就是古代的诸侯，汉天子以皇帝自称，总名诸侯王，子弟封为侯就叫诸侯，异姓有功劳的大臣称为彻侯，为避武帝讳而改叫通侯，法律家都称之为列侯；诸侯王与列侯的差异：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诸侯即列侯得置孺子、良人。
为说明西汉诸侯王、列侯的葬制，他引用了《汉书》中的以下文字:
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谴光禄大夫吊禭祠赠，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薨）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
关于西汉的葬律，他以出土的文献记载为证：
彻侯衣衾不过盈棺，衣衾全省束，所用次也。其杀：小全省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遣一大牛。棺中之广不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臧椁一，厚五寸，得用炭。壑、斗、羡深渊上六丈，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
刘瑞说，睡虎地M77出土的《葬律》如此完整而系统的列侯葬律终究还是首次发现，出土的五枚简的简序清晰，包含列侯葬制由内到外、由死到葬的四个方面：衣衾（从死亡开始的穿衣）、祭奠（祭奠、入殓）、棺椁（入葬的墓葬）、墓葬与墓园（墓葬所在的墓园）。其实那时的诸侯王都是葬无律。因为出土的《葬律》中，起首就是“彻侯”，没有出现在等级上高过列侯的诸侯王，文献中也未见诸侯王“葬过律”的记载，于是推测汉代早期对诸侯王的埋葬，并没有严格的制约。
他认为，关于墓葬的制与逾制，判断墓葬是否合制，是否逾制，至少应从衣衾、祭奠、棺椁、墓葬与墓园这四个方面来研究。但从考古资料的保存情况来看，衣衾、祭奠的资料很难获得，而棺椁、墓葬资料相对较为丰富，墓园则很少发现。所以，在讨论制与逾制的问题上，不能在这四个层次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
他例举了焦南峰的文章《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比较了汉朝的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义陵、康陵等帝陵、后陵的墓室、封土、内陵园、外陵园的东西长度、南北长度、面积大小，后陵的规格普遍小于帝陵，从渭陵之后，后陵普遍变小，规格上基本减半。他也例举了汉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成哀平帝孺子婴、高祖至孺子婴等时期或时间段分封的诸侯王多少个、建了诸侯王陵多少个，图示了同姓诸侯王——鲁、齐、中山、广陵国、济南、常山、济北、六安、江都等的陵墓。
他主要从以下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
西汉诸侯王陵
以封土有无和陵墓形式分为：两类三种
一类为竖穴土石坑封土墓，一类为崖洞墓。
崖洞墓分两种，一为无封土崖洞墓，二为在崖洞墓山体上再修建高大封土的封土崖洞墓，如中山王刘胜墓，如徐州北洞山崖洞墓楚王陵、永城梁孝王陵墓等等。
第一类竖穴土石坑封土墓，与大部分西汉帝陵相同。
第二类崖洞墓同霸陵（霸陵未发现封土，文献载其“不起坟”）
第二种封土崖洞墓，属二者结合，不见于帝陵。
诸侯王陵，采用什么形制的墓葬，应没有规定。
西汉诸侯王陵·墓道
墓道，既有两条墓道的，也有一条墓道的，其中以一条墓道者居多。
相近时期不同地点、不同诸侯王陵墓的墓道规格差异很大：
竖穴土石坑墓和崖洞墓墓道等两种墓葬形制，诸侯王陵墓的墓道规格差异很大；
同属竖穴土石坑墓或崖洞墓的不同诸侯王陵墓的墓道规格差异很大。
除临淄齐王陵墓道长、宽与帝陵较接近外，其它诸侯王陵的墓道短、窄于帝陵。
帝陵四条墓道，诸侯王陵墓最多两条墓道
应存在诸侯王陵墓道，数量和规格要求，不超天子帝陵。
西汉诸侯王陵·朝向
王墓、后墓朝向不一致
1，王墓朝东，后墓朝西
王墓位于后墓北侧，二者相向：梁国保安山M1（王、朝东）、柿园汉墓（后，朝西）；
王墓位于后墓的东侧，二者相背：如梁国僖山M1（王）、M2。
2，王墓朝东、后墓朝北
王墓位于后墓南侧：如梁国*土山M1、M2（后，朝北）。
3，王墓朝南，后墓朝西
王墓位于后墓西侧：如楚国北洞山M1（王）、桓魅石室。
大小——男女？
目前报道梁国诸侯王陵虽以朝东为主，王陵一般位于南侧较高山头，后陵建设在北侧较低之地，表现出明确的主从关系。但陵墓或被严重盗掘，或尚未清理，王、后陵判断的依据，是陵墓规模大小。即位于主要山头、规模较大的为王陵，位于旁边山头、规模较小的为后陵。
但从梁孝王M1、M2看，后陵M2远大于王陵M1
因此仅据陵墓规模大小，并不能反映是王陵或是后陵。
诸侯王陵
第一，西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诸侯王陵在封土规模、形制、墓葬朝向、王、后的位置、墓道形制、规格等方面差异很大，显示当时尚无较为一致的制度对其进行规范。
第二，西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诸侯王陵在陵墓位置的选择上，具有着小聚集、大分散特点，并不固定在都城周围的某个方面，距离都城的距离也有近有远，并没有一致的制度要求。历代诸侯王陵之间的分布也不存在昭穆排序。
第三，西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诸侯王陵内藏中的玉衣、梓宫、便房、*肠题凑、百官藏存在的情况很不一致，其往往或有或无，表明当时尚无对它们的强制性的制度要求。
第四，西汉早中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诸侯王陵的外藏在数量、规格方面差异很大，表明应无对它们强制性的制度要求。从西汉中后期只有极少数诸侯王陵还设有外藏看，可能从西汉中期开始，在诸侯王陵设置外藏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性规定。
第五，西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诸侯王陵的规模差异很大，一般而言，每个诸侯国的始封王、较早时期诸侯王陵墓的规模往往大于嗣封王或该国晚期诸侯王的陵墓。
西汉一代看西汉早期文帝、景帝和西汉中期武帝统治前期的诸侯王陵，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临淄大武齐王陵、章丘洛庄吕国陵墓、永城保安山M1、M2、柿园汉墓等等，规模均较大，而从武帝统治中期开始，各国的诸侯王陵则无论在整体墓规模还是组成部分的体量上都逐渐变小。
第六，西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诸侯王陵的墓葬形制差异很大，木粹墓和崖洞墓长期并存，表明二者没有等级差异。到西汉中晚期，诸侯王陵中开始出现石室墓的墓葬形式，但从规模和工程量看，其往往小于早期庞大的崖洞墓和木椁墓。西汉一代，西汉早、中期诸侯王陵基本没有或很少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参差不齐，各地诸侯王陵“百花齐放”。大体从文景开始，崖洞墓开始被诸侯王使用，成为一个鲜明特点。之后木椁墓中*肠题凑得到不断发展，与旧形制差异越来越大。至迟武帝时期，诸侯王陵的趋同性逐渐加强。
玉衣
目前在西汉诸侯王陵墓中共发现比较完整或明确的金缕玉衣7具；
中山国满城陵山M1（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年）、中山国满城陵山M2（汉武帝元鼎五年至太初年间，公元前~公元前年）、保安山M3（武帝前后）、中山国定县M40（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55年）、梁国僖山M1（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梁国窑山M1（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风蓬岭长沙王后墓（西汉中后期）。
一些被盗诸侯王陵或附近有少量玉衣片：
楚国北洞山楚王陵（汉文帝元年，公元前年）、楚国狮子山楚王陵（文帝五年，公元前年）、梁国保安山M2（公元前~公元前年）、梁国柿园汉墓（公元前年之前）、广阳国大葆台M1（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广阳国大葆台M2（西汉晚期）、梁国夫子山M1（公元前79年）、鲁国九龙山M3、广陵国天山M1（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梁国*土山M1、M2（西汉中期）、梁国窑山M2（西汉中晚期）、梁国僖山M2（西汉中晚期）、楚国东洞山M1（西汉中晚期）。
未出土玉衣，但有其它玉质葬具：
中山国献县M36（早于公元前年）未发现玉衣片，但出土耳塞、鼻塞各1对，济北国双乳山M1（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该墓未被盗，未出土玉衣片，出土覆面、九窍塞等。此外苗川国昌乐东圈M1（西汉中晚期宣元之时，公元前73~公元前33年）未出土玉衣片，但发现玉石块12块。
赵国石家庄小沿村张耳墓（公元前年）、山阳国巨野红土山汉墓（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年）、长沙国象鼻嘴M1（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年或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年）、楚国东洞山M2（西汉中晚期）、楚国驼篮山M1（孝景三年，公元前）、楚国驼篮山M2（景帝时期）、常山国高庄M1（武帝元鼎三年，前年）、长沙国陡壁山M1（西汉中期昭宣时期）。此外，在楚国楚王山M1、鲁国九龙山M2、M4、M5、楚国卧牛山M1、楚国龟山M1、M2、梁国保安山M1、长沙国望城坡汉墓、燕国老山汉墓等诸侯王陵的有关报道中均未提及玉衣片发现。
从西汉诸侯王使用玉衣时间看，徐州地区楚国北洞山、狮子山楚王陵等在文帝时期埋藏诸侯王陵中的玉衣应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玉衣。比它们略早，如石家庄小沿村张耳墓中未使用玉衣，与其时间相近或略晚的长沙国象鼻嘴M1、山阳国巨野红土山汉墓等诸侯王陵均未出土玉衣。使用玉衣可能在楚国开始。即，玉衣可能一开始是楚国流行，后逐渐被其它诸侯王接受。
大约从武帝开始，诸侯王使用玉衣增多。从武帝时期开始，金续玉衣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很长时间里，各时期、各地诸侯王陵中长期存在使用玉衣、不使用玉衣、不使用玉衣但使用玉质葬具情况，说明在玉衣推广的同时，并非所有诸侯王均用玉衣。从保安山M3看，墓主既非诸侯王、也非诸侯王后，但从使用金缕玉衣看，使用不使用玉衣，使用什么规格玉衣，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形成一定制度。
西汉时期诸侯王陵中，玉衣不仅可有可无，而且采取什么形制的玉衣也均未形成定制。但从文献看，可能到西汉晚期，玉衣使用已有章可循。《汉书·外戚传》载：
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
变化
首先，据史汉等文献记载，西汉礼仪制度一直处于发展演变之中。在西汉时期，属于礼制建设中重要内容的墓葬制度，不可能从西汉初期开始既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稳定、规范的制度性要求，因此与西汉诸侯王陵有关的各项制度必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制度性规范，而各个诸侯王陵也就肯定会出现很多互不相同的情况。
其次，在没有制度规范下，西汉诸侯王陵墓演变的更多原因，是来自该国不同时期的*治经济、力量变化。该国*治、经济力量的变化，造成该国历代诸侯王陵差异。各国在*治、经济力量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则直接造成各国诸侯王陵的不同。
据文献记载，在西汉早期，在当时汉中央*权和各诸侯国*权的推动下，休养生息*策力量得到持续增长。于是西汉*权与侯诸国的矛盾日益扩大。虽刘邦在*权渐稳后，代之策立同姓诸侯，逐步将各异姓诸侯王铲灭，希翼统治巩固。但侯王力量的持续扩大，直接造成对汉中央*权的巨大威胁。为巩固自己帝位和保持汉朝统治稳定，对汉天子而言，就必须解决诸侯王势力扩张问题。于是天子逐步实施压制诸侯王的措施，虽起初措施较和缓，但依然遭到诸侯王的强烈反对。最终，发生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
在剿灭“七国之乱”后，汉中央削弱诸侯国实力的决心更加坚定，整治步骤也日益严厉。从西汉诸侯王势力的消长看，西汉中期是诸侯国力量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从这时候开始，诸侯王的实力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力量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就必然会在墓葬制度上直接反映出来。
不断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西汉诸侯王陵整体规模变小，是诸侯王势力削弱的直接表现。从外藏消失看，除实力减弱外，还可能与汉中央陵墓制度限制诸侯国有关。也就是说，为限制诸侯王势力和实力，出台限制诸侯王陵墓规模和内容的措施，或适应的陵墓制度调整，使其与帝陵的区别进一步加大，控制到与现状相适应的程度。
在诸侯王实力减小的情况下，汉中央在陵墓制度方面进行限制，采取压制诸侯王的举措，取消诸侯王陵周围的外藏，形成与汉帝陵的区别。西汉中期以前，在西汉诸侯王陵墓中，前述制度上反映出来的，与汉朝中央区别渐深的各项制度，与后历史背景基本相符。
法外人情——“亲属疏远”
《汉书·诸侯王表》载:订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错之。”
“山、淮南之谋，作左言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事。长城、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點其官。武有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异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商，亲属疏远，生于惟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宣王。
墓地大小
从考古资料看，西安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墓地墓园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不连通的四条沟为界，“南北长米，东西宽约米”，面积约平方米，为前述《葬律》所规定列侯墓莹的三倍有余。而据《汉书·张安世传》，张安世去世后，“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溢曰敬侯。赐莹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家祠堂”，墓垄之大或与天子所赐，或制度变化。
曹龙曾出，汉阳陵M出土“丙武”、M出土“周应”印，为列侯，有墓园。其墓莹超过《葬律》，或同样与天子特赐有关，或制度发展。
《汉书·佞幸列传》载董贤墓“周垣数里”。据《葬律》，墓莹周长丈，合.2米。按汉三百步为一里，合今米，则《葬律》所规定的列侯墓莹周长尚不及一里。
董贤墓“周垣数里”明显“过律”的原因，或天子特赐或制度发展。
列侯墓园
《葬律》规定“重园垣之”，“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彭浩已指出，“中垣，相对于内垣而言，即外面一重垣”，而“中垣为门”是在“中垣开门”。并指出战国中山王陵出土“兆图”在“丘”和“堂”外有垣称“内宫垣”，其外又有“中宫垣”，“两垣正中处皆朝南开门”。
“重园垣之”的规定，告诉我们列侯墓存在两重墓垣。而从西汉帝陵的考古资料看，在帝陵、后陵之外均筑有垣墙，四面开有门阙，为内陵园。在内陵园之外，还有一个将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均囊括其内的大陵园，称之为“中陵园”，其外则埋葬陪葬墓，组成“外陵园”。
《葬律》的出土，不仅是首次法律条文层面对列侯墓园规定的发现，且由于列侯为低于诸侯王、天子的汉代社会第三等级，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天子的帝陵陵园至少也应存在内、中之陵垣“重园垣之”——三重陵园。
以东西45丈计算，即使列侯及夫人墓连在一起共26丈，则其两座墓的东西外边到墓垣的距离也仅有9.5丈，合21.85米。如果在两座墓葬之外均存在“内垣”，其内垣与坟之间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从内垣无门看，可能内垣会紧贴坟墓的封土，形成为封土的直接围护。
据徐州西汉宛胸侯刘執墓考证资料，其在“墓上原有封土，封土四周以石块垒砌墓垣，现仅存局部”，而在封土东南28米还发现一陪葬俑坑。那么，从《葬律》的发现看，宛朐侯刘執墓封土四周用石块垒砌的墓垣应即为“内垣”，而陪葬俑坑则位于内垣之外、中垣之内的墓莹之中。
按《葬律》，在紧邻边长29.9米、面积平方米、高6.9米的列侯封土之外，应存在一圈高2.3米的内垣——内垣就像封土的护墙一样存在于墓园之内，其外中垣。
列侯之阙
《葬律》规定“垄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又规定“中垣为门，外为阙”。既然“外为阙”，则阙就应是墓莹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墓阙的所在地自应在墓莹的规格计算之内。这意味着，在中垣外还应有一部分空间属于墓莹——至少要将墓阙容纳在内——“莹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的计算，是将中垣之外的门阙也包括在了其中。从“中垣为门，外为阙”看，如列侯墓发掘出土墓阙，列侯墓墓垣当在阙之内。同样，如在列侯墓周围发现墓垣，其墓阙应在墓垣之外。列侯墓的墓阙应包括在墓莹之内，位于中垣之外。
《葬律》“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的记载，可与《汉书·佞幸列传》载董贤墓“门阙罘罳甚盛”成以对读。董贤墓“门阙罘罳”，与董贤列侯身份相符，其为人诟者，乃“门阙罘罳”规模太大——“甚盛”。霍光墓“三出阙”，虽是霍光夫人“改光时所自造莹制而侈大之”的内容，但霍光墓有阙并不违制。违制者乃是“三出阙”的形制并不能为列侯所用。列侯墓阙不能“三出”。
葬过律，国除
列侯，基本均小于诸侯王陵。诸侯王陵，小于同时期帝陵。早期诸侯王陵，大于后期帝陵规模。葬律，曾经严格执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后二年，不害坐葬过律，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与此近同，“孝景三年，侯不害嗣。后二年，坐葬过律，免”。
法外
彭浩指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早期列侯墓有多座，由于保存的原因，只有少数墓葬资料可以用来与《葬律》做比较研究。指出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墓口至墓底深16米，减去椁室高2.6米后，约合今13.4米，符合“壑、斗、羡深渊上六丈”13.8米的《葬律》规定。棺椁上层已朽，自上而下底板分别宽0.72、0.95、2.04、3.69米，从底板宽度分析，当为二二棺，与《葬律》不符。马王堆M2的封土高6米、底径31.5米，尚不足《葬律》“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规定的墓葬边长十三丈29.9米，高三丈6.9米。
年，湖北江陵谢家桥发掘一座保存较好木椁墓，“据竹牍记载，该墓下葬的年代为五年十一月癸卯朔庚午’，即西汉吕后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年12月26日）”遣策载，“便廓具室一，厚尺一寸，宽丈一尺，袤丈八尺”，明显的大于《葬律》“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规定的列侯棺椁。如谢家湖M1的墓主不是列侯，那这又是一个“葬过律”之例。
多数的列侯墓，都晚于《葬律》，如何分析并判定这些规格多与《葬律》不符的列侯墓是不是“葬过律”或特赐等的原因，就摆在我们面前。
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墓
天子陵墓无制度。诸侯王陵在西汉中期之后应有规定。列侯从汉初既有制度要求，但有发展变化。在变化的墓葬制度中，合制与逾制，不仅受法律约束，也受天子、诸侯王、列侯的*治地位、人情远近、经济实力、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影响。规矩之中有超越，逾制是高等级墓的常态。
在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热心听众向刘瑞提出了不少相关问题，他都一一详细作答。讲座收到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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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简介:复旦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汉唐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先后参加甘肃武威白塔寺、河北邯郸临漳曹魏邺城、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阊阖门、广东广州南越王宫等遗址考古。年开始参与或主持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秦汉上林苑、秦汉东马坊遗址、汉唐昆明池、秦汉唐渭桥、秦汉郑国渠、秦汉唐郑白渠、汉唐漕渠遗址考古，年度渭桥遗址、年度秦汉栎阳城发掘分别入选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汉长安城骨签考古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三辅地区建筑复原与研究》，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
已发表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论文、考古报告等余篇，出版《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合著）、《南海百咏、南海杂咏、南海百咏续编》、《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等著作，主编《阿房宫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上林苑-年考古报告》，参与整理编辑出版《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九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