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怎么治疗最好呢 http://www.znlvye.com/唐朝鉴隋以君主为中心，取鉴前朝，并且不囿于对隋朝的历史借鉴，秦汉等朝代皆为其关照对象。在这种史鉴氛围之下，《隋书》鉴隋书写，在其叙述架构的过程中，敏锐地跟踪当时政治情状。通过史论中对隋朝君臣的预设，叙述围绕唐初君臣的史鉴思想而展开。《隋书》历史叙事不失为一种预期性历史书写，其对隋朝的预期架构，出于唐初史鉴中对于隋朝的构建。而《隋书》作为集体著史，史家的个人意志受到消解，而能够更多的表达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魏徵所作《隋书》论赞，犹如全书之纲，对隋朝的史料选材以及历史书写犹如骨架外描摹形状的肌肤，在这种骨与肤的共同构建下，通过各种叙事手法以及史料选材等诸多手段，于史传中对隋朝历史进行重构。
一、“鉴隋”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隋书》于中国传统史学之中，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具有鲜明的史鉴思想，亦被诸多学人评为“据事直书”。其作为一次官修正史的实践也可以说是成功的，《隋书》极大程度挖掘保存了隋朝文史资料，是研究隋唐历史重要的史料。
《隋书》史论出于魏徵之手，是唐初隋鉴思想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书》编纂亦深受其影响，是唐初隋鉴思想于史书中的表现，唐初鉴隋之论皆可在《隋书》中找到其影子。在这种基调的奠定下，《隋书》的历史书写，从出生便带有政论的骨血，其所塑造的隋朝历史为唐初政论提供了历史依据。《隋书》对隋朝的建构是建立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历史叙事、史料选材等诸多手段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唐朝的建立是通过禅让承接于隋朝，在面对隋朝正统问题上，《隋书》既要维护其得天下之正统，亦需要为唐朝代隋进行合理化论述。其对隋文帝的书写，不同于隋朝末年诸如李密讨隋檄文那般激烈，将杨坚窃国之事大加鞭挞，相反对其得国之事多加维护，利用大量篇幅描写出周朝让国于隋。在面对隋炀帝时，《隋书》围绕唐初隋鉴思想展开叙述，同时致力于通过对隋炀帝的构建而合理化李渊代隋的历史事件。将叙事的笔触更多着墨于隋炀帝的残暴，以及其与百姓、臣子之间激烈的矛盾。通过对百姓生活的描写以及隋朝大臣对隋政的论述，逐步冲击隋炀帝统治的正当性。
不只是对君主的描写，在对臣子的书写上，《隋书》亦有自己的建构。首先是有意识地将忠臣诚节与隋朝君主对立，通过大量叙述描摹出隋朝臣子的政治生态，将隋朝末年的统治危机矛头直指隋朝君主。其次是对佞幸的露骨批判，通过对王世充谄媚得宠到为臣立君的种种描写，对其所拥立的隋朝统治体系进行瓦解。诚然如此，《隋书》的历史书写亦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展开的，以种种叙述手法而对隋朝统治进行反思与消解。
同时《隋书》中也有为部分隋朝遗民避讳等情况的出现，致使其叙述史实以模糊化、失载等方式处理。诸如《隋书》中对李密之死的避讳，对隋代遗民在唐为官者的回护，大部分又是唐朝的隋官，于《隋书》无传，有传者诸如裴矩、何稠等人亦有为其文饰之处。为此，建国以来对于《隋书》的论述中亦不乏诸如汪受宽《隋书·曲笔论》等对于《隋书》曲笔的研究。《隋书》在论述人物上多有于叙事定善恶，寓有褒贬。因此在对隋炀帝的记叙当中，出现详过略功的情况。
在《食货志》中对隋炀帝部分正面政策缺乏记录，对部分政策实施情况交代不清，出现与《隋书》其他篇章的牴牾。诸如《隋书》对隋炀帝征高句丽的战损有夸大嫌疑，拜根兴在《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中通过对隋朝诸多三征高句丽的亲历墓志铭的分析，与《隋书》所载的出征情况，以及伤亡情况做了比较分析，特别对第三次出征《隋书》描述的“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的惨烈景象进行辨析，认为《隋书》“对大业八年隋炀帝亲征隋军的损失有夸大之嫌”是唐朝君臣为以史为鉴、巩固唐朝政权所做的夸大描写。
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历史书写，信为实也，信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追求，要求史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隋书》成于唐朝初年，唐高祖与唐太宗几次强调修史要书法不隐。然而由于条件所限，《隋书》亦难免疏漏。
隋朝史料至唐朝修撰隋史时，已经多有遗失，很多人物只是徒留其名而难考其事迹。隋朝史料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隋文帝限制私人修史“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加之自身亦不注重此事，在朝史官每想录其历史，文帝皆不在意“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又有隋朝后期社会的动荡“江都之祸”天下丧乱，最终致使遗留下来的隋朝史料非常有限“隋家旧史，遗落甚多”。
史料的严重缺失成为《隋书》修撰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唐朝史官，为修隋史，只能“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然而史官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亦没有竭尽全力“唐初去大业本甚近，当日修书诸公，傥能极意搜采，非不可较为完备”，最终成书失载情况依然存在。同时《隋书》又是多人著史，出于史家个人的能力、意愿、编写习惯等诸多原因，《隋书》最终“盖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
除以上政治原因与客观原因，其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个人意志影响，造成撰写失实的情况亦有，刘知几曾批《隋书》想要取悦唐朝君主而对隋代编写造成影响，“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隋书》在隋朝皇帝尚有年号存在之时便用唐典，不过是为尊唐统，却令记载失实。而著有隋史，为唐朝官修《隋书》诸多史料来源的王劭，刘知几在肯定其对史料保存的重要作用时亦评价其“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也对《隋书》成为信史造成影响。《隋书》因成于多人之手，虽在修撰时加快了其编纂效率，能够所得其人专人专事，但亦有史家素养参差不齐，对历史理解各有不同，出现部分篇章编次凌乱的情况。但也因其集体修撰，研究《隋书》者不应该因部分篇章而否定其总体修撰。
综上，《隋书》历史书写与唐初鉴隋思想出现相辅相成的现象，《隋书》围绕唐初鉴隋所定的历史基调展开描述，是预期叙述。《隋书》历史书写首先从史传的角度构建了隋朝历史，其次以从其所构建的历史中循序渐进对隋朝历史进行了合乎唐初政治的阐释。同时史书所构建的隋朝历史亦为唐初鉴隋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理论基础，通过《隋书》的历史阐释，隋朝从政权建立到政权瓦解，以唐代隋都呈现出合乎法理与义理的局面。唐初政治通过隋鉴的历史反思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体系，凸现出唐朝统治的正义性。
二、“鉴隋”历史叙事的客观性
《隋书》的修纂是将唐初鉴隋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根基为隋朝基本历史事件，史鉴思想为其筋骨。唐初鉴隋思想是唐初的一项过隋鉴今宣唐的政治活动，其于政论之中，出于唐初君臣的政治需要与意志，历史描摹不过其史鉴思想的史实武器。而至《隋书》编纂，其出发点为历史史实，史鉴思想为其思想内涵的填充，将唐初政治史鉴思想中为取鉴过隋而夸张的内容，做了校正回归。魏徵作史论亦秉持了功过皆论的评判标准，但其承于魏晋南北朝的品鉴形式，亦令其过于重品鉴，而至史论政论化。
但同时，《隋书》在修撰过程中因为取鉴需要，出现为过隋君而选某一人物的情况。诸如在太子选立上，不论在唐初政治鉴隋活动中对太子杨勇的评价，亦或是《隋书》中对杨勇的塑造，均强调其无罪被废，强调储君之患是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祸根。但其在对杨勇的论述与评价中，以过炀帝故，难免有对杨勇的文饰。杨勇虽没有隋炀帝在继承大统后的荒淫多欲，但其在为储君时的表现亦不能称之为好“器非上品，性是常人。”
首先是对君主的书写上，《隋书》对隋文帝的书写，既肯定其建隋爱民之功，亦斥其晚年阴晴变化自毁前政、废立太子之事。在《高祖纪》本传中能够将隋文帝形象树立完整，在其余传记中亦对隋文帝的形象塑造加以补充。在对隋炀帝的书写中，更是力求对隋炀帝形象塑造的平衡。虽有为求贻鉴本朝而用春秋笔法甄别叙事的情况，但通过横向比较《隋书》中隋炀帝形象与隋末其余反隋力量对隋炀帝的叙述，《隋书》在过隋过程中，力求对隋炀帝的客观塑造。
在《为李密讨洛州檄文》中，向天下斥责隋炀帝十条罪责，将其暴毙于桀纣，将其昏庸于桓灵。但《隋书》中的塑造更为温和，《炀帝纪》中诸多诏书的选录，隋炀帝大赦天下，免百姓赋税之举，虽在一方面塑造出了隋炀帝虚伪矫饰的一面，亦中和了隋炀帝暴政之苛的急迫感。隋炀帝更多的负面形象散落于其他篇章，更加分化了对隋炀帝恶形象的塑造。但是《隋书》此举并没有美化隋炀帝之意，而是力图在隋炀帝“天下之君”与“害民之贼”中找寻平衡。于《炀帝纪》中重点表现无道君主下百姓之艰、国政之危、君臣之隙，以帝纪鉴君王，以兴亡之理成隋鉴之用。于大臣列传中表现上君之昏、下臣之佞，以兴亡之事成隋鉴之体。
另一面是史论客观，《隋书》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并非一味将原因归为隋炀帝一人，造成隋朝短祚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造就的结果，不可否认隋炀帝在其中的主要责任，但纵观隋文帝，独孤皇后，以及当世大臣，亦各有责任。《隋书》在论述大臣之得失时，亦没有以偏概全，杨素功勋卓著，《隋书》论赞亦批其多有谗言，裴矩为唐朝重臣，在其列传中除对其夸饰外，亦斥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是造成隋朝末年乱政的因素之一。
总结
《隋书》处于唐朝内部相对稳定的时代，其更需要的是明君贤臣，忠君爱国的君臣模式，《隋书》在大臣列传中表现出对不能匡救君主之臣的谴责，其对大臣反隋的评价上亦试图构建一个君臣道义的平衡。《隋书》的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在继承唐朝政治意志的基础上努力秉持着中正客观的治史态度。但因政治对史书编纂的浸润与欺压，在历史叙事过程中部分篇章亦出现过度宣扬与摒弃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