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泰州日报
江南移民与泰州方言
明初，为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出于打击北元和群雄残存势力、抑制江南豪强地主、填实京师、开发边疆等考虑，朱元璋立国不久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范围波及全国，苏州等江南地区是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
有专家在研究苏北地区部分现存族谱后推测，扬州、淮安两府当时至少接收移民57万人。其中，扬州的江都、宝应、泰兴、泰州、高邮、兴化六县，外来移民至少在32万以上。
从泰州城内很多街市旧址，直至民国时期仍然荒废为园圃来看，泰州城在元末肯定遭到了战争的巨创，到明初已成为适宜移民的“宽乡”了。可惜由于缺乏记载，迁入泰州的移民的详情现在无法考证。姑且取扬州六县移民32万的平均数，估算明初迁至泰州的移民为5.3万人。
当时江南来泰州的移民分别来自哪里？根据《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稿》、民国《泰县志稿》、夏兆麐《泰县氏族略》、陆铨《泰县著述考》，以及现在能见到的公私所藏谱牒，可知明洪武时或统称明初迁入泰州的氏族有15支。其中，苏州8支，湖州1支，宜兴1支，福建2支，静海、泗州、蒙古各1支。以此作为抽样，估计明初来自江南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换算成人数,就是3.5万人。
其实，早在明代洪武之前，泰州就已有不少江南来的移民了。现在已知元代尤其是元末，迁入泰州的氏族有9支。其中，来自苏州3支，嘉兴1支，金坛1支，广德、太原、池州、吉水各1支。他们对于明代泰州方言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给泰州土著方言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在今天的方言地图上，泰州话属官话系统的江淮方言，苏州说吴语，二者差别很大。明代苏州人杨循吉所著《吴中故语》“太博收城”条中，称张士诚母亲讲话操“淮音”，可见元末泰州话与苏州话也明显不同。明初，泰州人口约15万，说吴语的移民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又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是不占优势的。他们带来的吴语，与当地土著说的江淮方言相比，显然是弱势方言。
这种情况下，吴语不可能对泰州话原有的语音结构等产生强烈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泰县志稿》对“我”“火”押韵的解释并不正确。南距今泰州市区仅仅20华里的刁铺等地，“我”“火”等音并非“官音”，说“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十分押韵，很可能宋元时期泰州话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才失落韵母，即所谓“读成鼻音若‘引’”。
现在江淮方言泰如片的海安、泰兴、如皋、南通这些保存韵母的方言，“我”与“火”固然押韵，兴化方言没有韵母，“我”“火”也仍然押韵，只有大丰、东台、姜堰与泰州一样，“我”失落了韵母才不押韵。这韵母失落的时间确有可能在明清时期，但与苏州等江南移民不相干，苏州方言的“我”并非没有韵母，与“火”也是押韵的。
有观点认为“江淮方言语音系统中与吴语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是苏州移民吴语的影响”，同样不正确。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构拟的早期通泰方言（即包括泰州话在内的江淮方言泰如片）的韵母系统，其特点之一就是单元音丰富。泰州话乃至江淮方言现在的语音特点是由来已久的。看到与吴语有若干相同相似，但不能就归结为明初移民的影响。
江南移民的吴语没有使泰州等地的江淮方言发生根本变化，但并非没有造成影响。在流传语言上，迁徙一族仍然保留有许多苏州特色。如：兴化、高邮、宝应、泰兴、姜堰、东台一带的不少农村老人，一般称睡觉做梦为“上苏州”，一直保留着苏州后人做梦也要回故乡的心态。
在强势的江淮方言包围之中，江南移民的后裔放弃了吴语，同时江淮方言也吸纳吴语的若干成分。江淮方言对吴语的吸纳主要当在词汇方面。吴语的一些词语，以及因词语带来的个别语音特点和词语用法上的特殊之处，慢慢融入原先的江淮方言中，增加了它本来就有的吴语的色彩。但要说清楚现在泰州等地的江淮方言词汇中哪些是明初江南移民带来的，还很困难。
总之，元末明初，泰州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泰州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