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封建帝王之一，在人们的传统认识当中，他是一个暴君，荒淫无道，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隋炀帝的一生当中对江南地区表现出了格外的重视与喜爱。杨广即位后开创科举，开凿运河，营建江都，重用江南人才，努力消除南北文化差异的诸多措施，大大加速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对江南地区的繁荣起到了重用作用。隋炀帝从他率领隋军灭陈开始时就注意对原来带有“关中本位”色彩的高压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积极广泛的吸纳江南人才，如会稽余姚人虞绰“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杨广在秦王俊死后，对吴郡人潘徽“复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丹阳人诸葛颍八岁时就有了名气，杨广引为参军事，转记室；会稽人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更是才华横溢，被当时人称作“方之二陆”，也先后被杨广招致麾下。琅琊人王眘、王胄兄弟也被杨广引为学士。《隋书·柳辩传》记载“王（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这些人多是文帝朝入仕或升迁不如意的江南人士。仁寿四年（年），隋炀帝继位，江南士人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隋炀帝再一次打破了“关中本位”的束缚，大胆重用江南人士，并且废除了北魏、北周官爵门荫后代的旧制:“魏、周官不得为荫”，还“一再下诏选拔新锐官僚，从年龄、地域、阶层等方面改革官僚队伍的构成。”杨广较早的受到南朝文化的影响，《周书·庾信传》记载：“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杨广作为关陇贵族，自然受到了南朝亡人庾信、王褒为代表的江左文化的熏陶。又据《隋书·柳辩传》：“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柳辩后，文体遂变。”杨广成年后聘娶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萧氏为妃，杨广即位后又立萧氏为皇后，《隋书·后妃传》载萧氏“性婉顺，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侯。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隋文帝杨坚晚年对儒家学说显得很不信任，他以“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田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为借口，下诏“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隋文帝对江南文化更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妄图通过“无长幼悉诵五教”来规范江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俗。这种做法只是加剧了江南地区的不稳定。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巩固隋朝政权的稳固，更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隋炀帝在大业二年(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杜佑在《通典·选举典》中提到：“炀帝始建进士科”，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记载隋炀帝：“改置明（经）进（士）二科”，由隋文帝倡导的科举最终被隋炀帝正式给确立了下来。对于科举制的含义，诸多历史学者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庄昭先生在年将科举制定义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朝廷开设不同的科目，应试者于一定时间内投牒自进于州郡，州郡(或学馆)按所试才学之优劣，择其优者贡于朝廷，朝廷复又公开考试，并按所试才学之优劣，而决定选取或黜落的选用人才的制度。”这项定义汇集了邓嗣禹、俞大纲、陈东原、韩国磐、何忠礼等著名学者的观点。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割据，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并且南方、北方的宗教文化还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隋朝的南北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加上隋炀帝对佛、道都很重视，为适应南北宗教文化融合和巩固统一的需要，杨广还努力改变隋文帝歧视江南宗教的政策，在江都设立了尊重佛教、道教的四道场，即佛教的慧日道场、法云道场和道教的玉清玄坛、金洞玄坛。还聘请了原陈朝的高僧智吉藏和著名的道士徐则、王远知等来扬州主持法事。杨广在江都设立的四道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中心，它们能够跟隋文帝在北方设立的大兴善寺和玄都观相媲美。南北方的佛教，道教加快了发展与融合的步伐。
